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一种从古代沿袭至今的择吉避凶的术数。客家人崇信风水，每逢婚丧喜庆，盖房子、打灶、挖井、选坟地乃至于修桥筑路等，都要请风水先生堪地利，看风水，择良辰吉日。这种风俗，自古至今，长盛不衰，积淀为颇具特色的“客家风水文化”。

　　风水术这种北方文化是怎样传入客家地区的呢？它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壮大有什么关系？它是怎样适应了客家人的生存需要，又对现代客家人的精神生活起着怎样的影响呢？

　　风水本是古代相地术的两大要素，它的核心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古人迷信，认为人死灵魂不灭，因此死后的葬所，是生前住所的延伸和继续，所以居住环境又有阳宅和阴宅之分。风水的寻求，从根本上说是为满足人们避凶趋吉的心理需要。风水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和其它文化现象一样，首先发生、形成、发展于中原地区。隋唐以前，它也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两岸地区，尚没有传播到现在的客家地区。

　　风水术是何时传播到客家地区的？这与客家先民的南迁直接相关。唐朝中后期至五代，由于北方战乱不休，造成了客家先民的大批南迁并进入客家地区。客家先民的南迁，必然带来北方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传统文化，因此，也就在这一时期，风水术悄然流入了客家地区。

　　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我们知道，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主要是杨筠松。杨筠松属唐末避乱南迁的客家先民。他由长安来到赣南以后，便在这里居住下来，寻龙追脉，从事风水术的实践活动，并授徒传术，使风水术在赣南播延开来。

　　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理论的特点是主形势，定向位，强调龙、穴、砂、水的配合。实质上就是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场、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于山灵水秀之处。

　　相传杨筠松阐发形法理论的著作有《正龙子经》、《疑龙经》、《撼龙经》、《黑囊经》、《青囊奥语》、《葬法十二杖》等。但据专家学者考证，杨筠松本人创作的风水著作并不很多，《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现在已经失传。后世托名杨筠松所作的风水著作甚多，都不可信。

　　根据《江西通志》记载，江西派初起时，并不著文字，只是有口诀而已。所以，杨筠松的主要活动是传业授徒。他的主要弟子有曾文辿chān，刘江东，二人都是于都人。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术士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历代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

　　两宋时期，随着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一些客家文化事象也逐渐形成。也就在这一时期，形势派风水术大大兴盛起来。这一时期民间信奉风水术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时期赣南等地风水术名流辈出，这些风水术士不仅在本地看风水，而且声名远播，被请去外地看风水。比如廖瑀、廖瑀女婿谢世南、赖文俊等。赖文俊是曾文辿女婿，为江西派的第三代传人。他浪迹江湖，以“先知山人”的别号在福建相地，有很名气。

　　另外，《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列传的宋时江西派名流尚有刘潜、傅伯通、邹宽等人。他们在风水术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成就。刘潜为南康人，著有《地理诸说》行世。傅伯通师从廖瑀，宋室南迁后，傅伯通奉诏去相看杭州是否适合做都城。傅伯通看后上表说，杭州无论从形势或局面来看都是弱小的，不能都城。否则，皇帝只能维持偏安局面。邹宽与傅伯通同师廖瑀，他曾为汪伯彦卜地葬亲，汪伯彦后来果真拜相。他还借谈堪舆寄信劝说汪伯彦抗金，但是没有成功。

　　两宋时期形势派风水学理论著作大量涌现。综合各种资料，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除上述廖瑀的《怀玉经》、赖文俊的《催官篇》和刘潜的《地理诸说》外，尚有：黄妙的《博山篇》；廖瑀的《九星穴法》、《十六葬法》、《鳌极精金》；谢和卿的《神宝经》、《天宝经》；刘见道的《承生秘宝经》；孙泊刚的《琼林国宝经》；胡矮仙的《三十六穴图至宝经》；以及托名杨筠松的《撼龙经》和《疑龙经》，二书中对山龙、脉络、形势的论述，典型地反映出形法派风水术的特色。

　　北宋后期至南宋，是客家民系形成后的第一次发展时期。客家人由于自身的发展繁衍，原居地已不足生计，于是由赣南东北部、中部向西南部发展；由闽西的西北部、中部向闽西纵深和闽西南部发展。这两股势力并推进到了粤东和粤北。

　　随着客家民系的发展，形势派风水术也迅速向广大客家地区播延。到南宋时，并从中衍生出一个新的流派——理法派。理法派风水术“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即以八卦、十二支、天星、五行为四纲，讲究方位；特别是重视罗盘定向，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以定相生相克。

　　理法派由王伋等人创立。王伋为南宋时江西赣州人，他因科举失利，弃家浪游江湖，后来迁居福建建瓯，利用风水术使迁居地出了何太宰诸人，因此声名大振，其所用的风水术被称之为福建派。

　　由上可知，王伋本身系客家人，他后来移居的福建建瓯，即今福建建宁，也属客家杂居地，因此，很可能王伋的风水术当时也主要在客家人中流行。加上王伋所用的“纯取五星八卦”之法，原本就是江西派的传统方法；还有，宋元时期的理法派著作亦多为江西人所作。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理法派实际上也源自于赣南风水术士，它的产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形势派风水术的兴盛与发展。

　　明清时期，是客家民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此时，风水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普及于赣闽粤广大客家地区，风水观念则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浸透于人们的心灵之中。这一时期各地遍建风水塔，人们相信这可以祈福消灾。比如在河流的转弯处或交汇处建水口塔以镇水患；在城镇附近的山上建文峰塔以祈文教昌盛，科宦发达等等。

　　明清时期，风水思想也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而具有约束力。比如清代宁都直隶州府曾明令禁止庶民在莲花山挖煤、烧石灰，原因是莲花山是州城发脉的地方，在此挖煤烧石灰，就会破坏州县龙脉。明清时期，葬俗上停柩不葬和坟墓屡次迁建之风也越来越严重。总之，这一时期风水术在客家地区普及、深入人心的同时，也越来越走向迷信化，大有“风水人间不可无，全凭阴德两相扶”的趋势。

　　明清时期，客家地区风水术的另一发展变化是形势派和理法派出现了合流。一方面是因为理法派本身源自于赣南风水术士，与形势派之间相容之处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宋末元初蒙古人的南侵，迫使赣南和闽西客家人更大规模地往粤东粤北迁徙，由此势必把主要流行于赣南的形势派风水术和主要流行于闽西闽中的理法派风水术带入上述地区。明清时期，梅州已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达到了与赣南闽西同等的程度。因此，很可能就在此时形势派与理法派完成了合流的过程。此后至今，客家地区的风水术士是既操罗盘以定向位，又重视龙穴砂水的配合，再也没有什么形势派和理法派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