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风水,正针缝针

　　地理之用，莫切于罗经。公刘迁豳面相阴阳，周公营洛而测景，卫文徙楚丘而揆日，此其矩矣。故《诗》曰“揆之以日”，又曰“既景乃冈”。其法以春分之日，立八尺之臬，以测其日出之景，表而正乎东;秋分之日，立八尺之臬，以测其日入之景，表而正乎西。至于南北，折量中平，架以十字之绳，准以方矩之尺，则东西南北四正适均。言天地大中至正之位者，莫是过矣。然此须历四时而后定。圣人以为不便夫民用，于是制土圭以代之，即今之罗经也。宜乎后之言罗经者，准之臬可也。奈何针所指，较于臬而偏丙，不相符合。是圣人又变而通之，立内外二盘，以针所指当子午之正，因名之曰正针;臬所测当壬子丙午两缝之间，因名之曰缝针。此所以有内盘、外盘、正针、缝针之不同耳。后世不知圣人制作之原，拟议于测，而又有金盘、铜盘，三七、二八，以至天盘、地盘之说，纷然杂出而莫之适从矣。要之，针法之多门，实由正、缝之弗辨也。今夫主正针者，以正为正，而曰“何有壬子丙午之偏?”主缝针者但知缝针之可用，而卒不能屈夫正针之说。此二家之所以争胜也。至为调停之说者，曰用正针以格来龙，用缝针以扦坐向，用三七、二八以消纳砂水。其诗曰：“先将子午定来冈，次把中针来较量。更加三七与二八，莫与时师竞短长。”此曲诳四针之巧而已，针何异用于是耶!外此复有所谓测天用正针，测地用缝针;格龙穴以内盘，定砂水以外盘之说。不知地附于天，而所测不能以有异。龙穴砂水俱一理，而方位何以有内外之殊?此皆牵强，而非至当不易之论也。茍非究极其理，经涉之久，磨砺之多，而徒得于骤闻之顷，岂能以遽信缝针之为是哉!盖天之气与地之气常略参差，故南北之位，阴阳之会，不能恰然齐一。是以针之所指，与臬之所测，亦有异也。天地之气，阳生于子中，极子午。自子至丙，东南司阳。阴始于午中，极于子中。自午至壬，西北司阴。浮针所指，即阴阳大分界。偏于壬丙者，针之泊于气耳。臬测以景，针以气，故不能符。人但拘夫正针之正为正也，而不知以臬较之则偏也，非正也;人但泥夫缝针之缝为偏也，而不知由臬准之则正也，非偏也。盖步太虚之广，推七政之缠次，皆准于臬。以天而测天，至当不易之论也。针泊于气，乃偏壬丙，哲人通其变，以便民用，故立缝针，合乎臬测，则得天地大中至正之位矣。后世不察，哓哓致辩，名家若廖金精者，求其理而不得，但曰：“针，金也，畏南方正位之火，故不敢正指于午，而偏于丙。”斯言也，于理未当，何足以屈服乎诸家?后之人又从而议之曰：“丙亦火也，针胡为而独指之哉?”盖廖氏惟知缝针之可用，而亦莫知其所以然之理也。夫天地之气不能恰然齐。天之气在于子午之中，地之气在壬子丙午之中。是以候气者冬至日于壬子之中置黄钟焉，夏至日于丙午之中置林钟焉，足可征矣。矧罗经古制，原于地支十二位，而加入八干四维，为二十四位，适壬子丙午之半为中也。堪舆家动推董公。予去董公世未远，又幸同其乡，尝得所贻之罗经而玩焉。其分于金则本《丛珠素书》。中剖戊子，以为阴阳混杂之界。而右列甲子、丙子于壬，以从大雪之阴局;左列庚子、壬子于子，以从冬至之阳局。非邵子“冬至子之半”与?其分金则本于陈希夷，以甲子配颐而邻壬之中，以丙子配中孚而正子之始，非即“颐初大雪末，而卦气起中孚”之说与?其分星土，则以虚、危之间，正针之中，而周天列宿各止其舍，又不与“考中星，齐七政”者符契与?然此董氏之制，盖沿袭于廖氏者矣。廖氏之说，详见于《泄天机》，可考也。由是观之，即上古而言，臬之所测，合焉而不差。自后世而论，廖、董诸人用之而有验。且今时之制算历者又宗之，非无征而不信，予何为而独不然哉!噫!冰不足疑也，而夏虫疑之。吾故愿学者之毋为夏虫焉可也。